银杏文学社的一次讲座，认识了牛军先生。有限的阅读视野导致了我无法听懂先生说什么，但是先生瘦长的身影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还应该加上他说话的语调与抽烟的姿态。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先生伴着雷声与闪电走上讲台，打开烟盒，打开嘴巴。有人说，大人物的出场总是与众不同，我有幸见到了这一幕。

　　后来有机会上了先生的课，他教《中国古典艺术史论》，倒有一半的时间是讲授西方哲学。因此有时先生经常自嘲，就像胡适写《中国哲学史》一样，怎么看都觉得是一个西方汉学家的眼光。他上课的时候，经常烟不离手，他说要是离开香烟，自己的思考就会中断，我们往往要透过层层烟雾才能看到先生的样子。这个时候，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会有力地穿过烟雾清晰地到达我们的耳朵。先生讲课的内容经常涉及到哲学、政治、文学、经济、法学等等领域，他告诉我们，许多问题在单个领域里是无法弄清楚的，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获得明了的认识。我们也常常在他的话语中，想象80年代——那是一个读书风气极盛的年代，刚上大一的先生已经开始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并到东方红的许多宿舍找人辩论。

　　他也经常说，聪明的学生见过许多，但是有气度的却没有见几个。气度与圣者之象，在主张天才论的先生眼中，是一种向往与期许。先生常举夏多布里昂回忆见到华盛顿时的话，“伟人的眼光是打在你的脸上的”；他也会提到胡适在北大教书时，一直为做在窗子边的女学生关窗户，一关就是数年。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讲丰子恺回忆自己老师弘一法师的一些往事。丰子恺说自己的老师，做一个翩翩公子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一等的翩翩公子；做留学生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做教师的时候，就是一幅教师的模样；等到做了道士与和尚，又仿佛世间一切事情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牛军先生不仅仅是听和传述别人的故事，还自己以身实践。他给大一的学生讲王尔得的时候，还真的穿了一件红色的西服，并在胸口上扣上一朵玫瑰花，引得校内一片哗然。

　　他的课，经常有许多外系的学生来听。他也用不着想如何用点名来圈住学生。先生的课，有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提问，氛围非常好，他对讲座下的这群孩子显然保有极大的期望。可是当有时问者与应者寥寥甚至出现冷场时，他是否也很失望呢？

　　不过我觉得先生生错了年代，我怀疑属于他的空间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这是一个过于喧嚣的年代，物质崇拜肉体崇拜与终日沉浸在形而上思考的先生格格不入。我们经常会问起这个在昆明生活了几十年还会迷路的人，他习惯这个瞬息变化的年代吗？

　　有一天，听说他要离开这里。我难免为那些后来的孩子们感到惋惜，他们错过了与一位年轻灵魂的交流，这在他们浮躁的青春期里，将会丧失许多思考的乐趣。与朋友的数次交流中，我们都一致认为，没有先生，我们真的不会与书为伴，与思想为伴，尽管我们到现在还一文不名，但是对这位年轻先生的挚爱与虔诚，是不会改变的。

　　现在，反到是自己要先走了。我走了以后，会不会像李续亮那样经常回来云大看看？还是像他那样走着走着就走到云大？我不知道。这里总有一些我眷恋着的人和物，我真的可以走了就不回来吗？